關于包種茶史考，可供參考的文獻無多，因為包種茶的興起，僅百數(shù)十年之事。我人研究包種茶的制造方法，與烏龍茶之制造法相去不遠，自粗制以至精制各種過程，雖有若干處理之差別，但技術處理可謂大同小異，由此可知包種茶之制造系脫胎自烏龍茶，是無須疑問的。這樣亦可明白包種茶之制造方法仍然取法自福建。武夷巖茶與安溪鐵觀音的制法與品質，與其說是和臺灣烏龍茶相像，無如說是和臺灣包種茶更為接近。祇是福建在甚么時候開始有包種茶的名稱，沒有正確文獻記錄可資參考。
據(jù)日人井上房邦氏調查報告，包種茶的制造，系距今百二十余年前，系福建省泉州府安溪縣業(yè)茶者王義程氏所創(chuàng)制，由他倡導并傳授制法。此種茶葉制成后，用方紙二張內外相襯，放茶四兩包成長方形之「四方包」，包外蓋以茶名及頭印章，稱之為「包種」，或運往福州加實香花包出售，或經由廈門直接運銷南洋。此應為包種茶制造之開始，亦即包種茶稱謂之由來，惜確實年代無可稽。臺灣從事包種茶的制造，據(jù)考許多文獻所載均說系始自清代同治十二年(1873)。蓋以當時臺灣之烏龍茶，遭受世界茶業(yè)不景氣影響，再加以臺北當時專制烏龍茶出口之五家洋行，認為臺灣茶價昂貴，無利可圖，乃一致中止收購，致使烏龍茶有行無市，陷于慘境。其后烏龍茶市況，日見衰退，大有「無人問津」一脈不振之勢。此對臺灣茶業(yè)之發(fā)展，顯有莫大之打擊。亦即清代臺灣烏龍茶遭受厄運時期。當時臺北一般茶商，鑒于烏龍茶之市況，自五家洋行中止收購以后，景氣日衰，迫不得已，即將臺北一帶滯銷之烏龍茶，大部份裝運福州，悉數(shù)改制包種茶，當時在福州通稱為「花香茶」。此固為臺灣烏龍茶改制包種茶之由來，亦實為臺灣從事制造包種茶之先聲。
迨至光緒七年(1881)，有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茶商吳福源氏(許多文獻稱為吳福老)，因感到在福建改制包種茶獲利不多，他為圖厚利起見，遂帶同技術工作人員渡臺，在臺北設源隆號專事制造包種茶；同時還有同府安溪縣商人工安定及張古魁兩人合伙組設建成號，亦經營包種茶。開始將茶經由臺北之淡水運往其為集散地的廈門，再由廈門輸往重要消費地的南洋諸島。自是之后，一般茶戶相仿制造，包種茶制造產量乃逐漸增加。到了光緒十一(公元1885)年，福建省安溪縣地方，又有王水錦魏靜二氏相繼來臺，在臺北七星區(qū)南港大坑地方，悉心從事臺茶研究，不論栽培或制造方法，加以研討改進。一面提高產制技術，一面將其研究心得傳教同業(yè)。特別將他們對包種茶之制造具有超越之技術，多方傳授，并全力鼓勵同業(yè)學習，遂使包種茶制造技術日見改進；到了日本占據(jù)臺灣，日本政府為改進臺茶，亦選擇該地為包種茶產制研究中心，因此各茶區(qū)篤志農家遣送其子弟前往受其傳教者甚多。
自1920年起，每年春秋二次，招集全省茶業(yè)界子弟，舉行包種茶講習會，由王魏二氏擔任教師，熱心教導。此時臺北縣農會及新竹縣農會亦相繼在該地方舉行包種茶講習會，分春秋二期，召集有關人員前往參加。這項工作，繼續(xù)了十幾年，是以本省茶業(yè)者，當時受教于王魏兩氏者頗眾。二氏對臺灣包種茶產制技術之改進與貢獻，其功甚偉。包種茶產區(qū)最早發(fā)達者，系臺北縣七星區(qū)(現(xiàn)陽明山管理局轄地)，文山區(qū)次之。以制茶品質而論，則以文山區(qū)所產最優(yōu)、海山、七星、基隆、新莊、淡水等地所產順序漸次。至新竹方面(包括桃園，新竹二縣)包種茶之發(fā)展，初期產區(qū)由臺北擴展桃園中壢等地。祇是當時產包種茶數(shù)量無多。其后經十余年之推廣，由于制造包種茶有利可圖，農家對此發(fā)生興趣，紛紛栽培制造，于是茶區(qū)遂擴展至大溪、新竹、竹東、竹南、苗栗各區(qū)；在這一帶茶區(qū)，所產包種茶品質推竹東區(qū)為第一，而以竹南、新竹、苗栗、大溪、桃園、中壢、依序次之。
到了民國十九（公元1930）年前后，全省各產茶區(qū)域，皆能制造包種茶，產量逐年增加，輸出數(shù)量且可凌駕烏龍茶之上。因此期中，日本占領我國東北數(shù)省，包種茶之市場除南洋一帶外，有東北廣大市場，是以產量輸出遂年增多。本省光復后，烏龍茶大有「壽終正寢」之勢，而此臺灣第二種特色茶---包種茶，仍然可以「穩(wěn)扎穩(wěn)打」保持原有的大部份市場，雖然每年輸出量比不上全盛時間那樣的鉅額，但亦沒有像烏龍茶那般的慘淡，至少每年尚可以維持一百萬公斤以上的輸出量。而且包種茶每年在本省的消費量比其它茶種的數(shù)字亦較鉅大。因為本省居民多數(shù)喜飲包種茶。是以包種茶在本省光復后沒有像紅茶或綠茶的一時走紅，確實它是固步自封在走它原有的道路，雖不興旺，卻也不是到了慘敗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