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筆者一直在研究茶史。讓筆者深感驚訝的是，《茶經(jīng)》、《續(xù)茶經(jīng)》、《茶經(jīng)述評》、《中國茶葉歷史資料選輯》等權(quán)威文獻從未提及的吳理真，怎么一下子成了中國植茶始祖了呢？幾經(jīng)周折，多方查找記載吳理真事跡石碑的原文《金石苑》，承蒙較早引用該引文的《蒙山茶話》、《蒙頂茶》作者董存榮先生，提供了《金石苑》原文復(fù)印件，現(xiàn)作如下考述。
《金石苑》及其作者
《金石苑》全稱為《金石苑三巴漢石紀存》，作者是劉喜海。因為書名分為“金石苑”、“三巴漢石紀存”兩頁，簡稱《金石苑》。
劉喜海（1793－1853年），字燕庭（又作燕亭、硯庭）、吉甫，山東諸城人，別號三巴子，清代著名金石學(xué)家、古泉學(xué)家、藏書家。劉喜海嗜金石之學(xué)，善鑒賞，工詩文。史載他家無長物，惟多金石、古錢等藏品。他曾打算將自己的金石拓片藏品，編集一部幾百卷的金石苑，但因卷帙太多未成，只將其中一小部分編為未分卷的《金石苑三巴漢石紀存》。
吳理真是宋僧
《金石苑三巴漢石紀存》扉頁記有“道光丙午夏日燕庭題于來鳳堂”。書中有《宋甘露祖師像并碑石形狀》，其中一頁標有碑石的形狀，上方碑文空白部分約占四分之一，注明“文列于后”，下方約四分之三為祖師像，兩邊是一副對聯(lián)：“行歸露井靈光燦，手植仙茶瑞葉芬。”右側(cè)有劉喜海標注。
另一頁為《甘露祖師行狀》，以劉喜海摹寫的書體記載：
師由西漢出，現(xiàn)吳氏之子，法名理真。自領(lǐng)表來，住錫蒙山，植茶七株，以濟饑渴。元代京師旱，敕張、秦樞密二相，詔求雨濟時。師入定救旱，少頃沛澤大通。一日峰頂持錫窠井，忽隱化井中，侍者覓之，得石像。遂負井右，建以石屋奉祀。時值旱魃，取井水，霖雨即應(yīng)。以至功名、嗣續(xù)、疾疫、災(zāi)祥之事，神水無不靈感，是師功德有遺之也。故邑進士喻大中，奏師功行及民，宋孝宗敕賜靈應(yīng)甘露普慧妙濟菩薩像。（注：文中注有“淳熙戊申[1188]敕賜普慧妙濟菩薩”）
時紹熙三年（1193年）二月二十六日，勒石于名山縣蒙頂山房
該文明確吳理真是宋代僧人，也明確他是西漢吳氏后裔，被宋孝宗敕賜“靈應(yīng)甘露普慧妙濟菩薩”。“元代”兩字，可能是“宋代”之誤。
該行狀與目前《蒙山茶話》、《蒙頂茶》等書、文所引大同小異，最主要的是少了第二句開頭“現(xiàn)”字，“現(xiàn)”字說明該行狀寫于當代，去了“現(xiàn)”字，則模糊了年代。
“西漢吳理真”是誤讀
據(jù)筆者了解，目前持“西漢吳理真”之說的依據(jù)，主要文獻是清雍正六年（1728）《天下大山蒙碑》和雍正十一年（1733）編纂的《四川通志》。
筆者以為，《天下大山蒙碑》、《四川通志》兩種文獻的編撰者，將吳理真定為西漢人氏，顯然是對《宋甘露祖師像并行狀》開頭“師由西漢出，現(xiàn)吳氏之子，法名理真”句斷章取義的誤讀，忽略了“現(xiàn)吳氏之子”，直接把他連上了西漢年代；而即使來源于其它文獻，因為沒有出處，無法說明來源在《宋甘露祖師像并行狀》之前，也不能作為采信依據(jù)。
對于同一歷史事物，文獻采信以古為先?！短煜麓笊矫杀?、《四川通志》均在《宋甘露祖師像并行狀》石碑之后，不能作為依據(jù)。盡管到目前為止，《宋甘露祖師像并行狀》仍為孤證，但該文獻記載有明確的時間、地點、人物、事跡、畫像，又是大學(xué)者按碑刻臨摹，應(yīng)該視為可信。
當代隨意造神不可取
宋僧吳理真在蒙頂山房植茶七株以供自用或觀賞，對具有悠久茶文化歷史的蒙山茶來說，是一件非常普通的茶事，《宋甘露祖師像并行狀》只是一筆帶過。周文棠先生在《蒙頂植茶人物演變與社會文化背景》一文指出：“吳理真禪師揚名后世的因緣，并非因為植茶，而是因為‘入定救旱’，隱化而成石像，民眾有求必應(yīng)，并被南宋孝宗敕賜‘靈應(yīng)甘露普慧妙濟菩薩’。這是符合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是符合歷史上老百姓尊敬菩薩情結(jié)的，更在于南宋孝宗皇帝是宋代最信佛教的一位皇帝，有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的。”
意想不到的是，隨著當代茶文化的興起，當時因求雨有功繼而顯靈的宋代僧人，竟被演變成了西漢茶祖，各類文章、紀念活動鋪天蓋地，僧人還搖身變成了農(nóng)民，甚至把他的植茶時間確定為公元前53年，不知依據(jù)何種文獻？
本著求真求實的精神，筆者拋磚引玉，期望更多專家、學(xué)者指正，并深入研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