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餅茶的起源迄今仍是一個未解之謎。我這里所說的普洱餅茶，其旨卻并非是就餅茶說餅茶，而是以餅茶作為一種類型標志，就此用來論說普洱型各種緊壓茶，包括普洱沱茶，普洱方茶，七子餅茶，團茶，竹筒香茶等等。因此所謂普洱餅茶的起源之謎，實質上即指云南緊壓茶和中國緊壓茶的起源之謎。
那么普洱餅茶到底是發(fā)源于何處呢？其文化淵源來自哪里呢？某些學者斷然論定，它是來自陸羽的《茶經》，全然承襲了陸羽的衣缽，或說是繼承了唐、宋、元三代的“團茶”之衣缽。不過，他們深感遺憾的是，陸羽所撰的《茶經》之中，卻“唯獨漏掉了最能繼承他衣缽的云南普洱茶”！
中國餅茶并非經由陸羽之手發(fā)明的。因為早在唐代之前，而且至少早在南北朝之前，甚至更還在兩晉之前，我國就有餅茶聞世。它恰恰就記載在陸羽的《茶經》上。其原文是這樣的：
《廣雅》云：荊、巴間茶葉作餅，葉老，餅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飲，先炙令赤色，搗末，置瓷器中，以湯澆覆之，用蔥、姜、橘子筆之。其飲醒酒，令人不眠。——引自陸羽《茶經·七之事》
且看此文的記述中，既有餅茶的采制法，又有餅茶的飲啜法。而且就餅茶的采制法來說，其時至少已然有了兩種：一種是采來老葉做成的餅茶，一種是采來嫩葉做成的餅茶，兩者的制法則各各不同；這就是所謂“葉老者，餅成以米膏出之”；至于葉嫩者呢，則其在餅成之后，當然就無須以米膏出之。那么，這個餅茶的采制法和飲啜法是何人記載下來的呢？更重要的是，它是什么年代記載下來的呢，而且其所記載的則又是何地出產的餅茶呢？
先且從《廣雅》說起罷——《廣雅》本是一部字書。而中國餅茶最早見之于歷史記載的，準確地說，最早見之于漢文的歷史記載的，就在這部字書上?！稄V雅》的作者張揖。張揖，乃魏國清河（即今河北）人也。張揖曾任“明帝太和中士”，而“太和”即魏明帝年號（227-233），當然乃屬三國時代無疑。這就是說，早在陸羽《茶經》問世的五百余年之前，中國餅茶就已然見諸史籍。再說《廣雅》記載的餅茶，原文說是出自“荊、巴間”，所謂“荊、巴間茶葉作餅”之說，就其所指的地域而言，不止是指現(xiàn)今的四川、湖北一帶，而且還指現(xiàn)今的云南、貴州一帶。那么，在上述四個地域之中，何處最有條件足以作為中國餅茶的濫觴之地呢？
依我拙見，中國餅茶的濫觴之地，理當就是云南，特別是云南境內的西雙版納并思茅一帶，只緣這里乃是中國茶樹原生地的中心地帶之故也。 這個推斷有無載諸史冊的史據呢？歷史并未恩賜給我所謂載諸史冊的現(xiàn)成答案。只緣那時在云南的茶樹王國境內，所有土著部族尚無自己的文字，他們當然無法作也所謂載諸史冊的文字記載。而漢族的王公大臣及其御用史官之輩，則又把那些土著部族視為可怖的蠻夷，當作征服而供其奴役與剝奪的對象，哪里還會記載他們的什么創(chuàng)造與發(fā)明，贊美他們的什么智慧與文明呢。即如后來到了唐代，由朝延派駐南詔古國的漢官樊綽，他雖在他所編撰的《云南志》（卷七）中說，“茶，出銀生城界諸山，散收無采造法。蒙舍蠻以椒、姜、桂和烹而飲之。”此言卻亦不足以為據也?！ 〖热徽f是“散收無采造法”，但接著卻又說是“蒙舍蠻以椒、姜、桂和烹而飲之”，這在事理上說得通么？試問，若是無有采茶法并制茶法，那么，銀生城界諸山之茶，怎么竟會采制出來而轉運行銷于蒙舍即今洱海地區(qū)一帶去的呢？而且，那些“蒙舍蠻”所采用的吃茶之法，恰恰是餅茶的飲啜法，并且恰恰跟上述《廣雅》所說的餅茶之飲啜法，兩者煞是相似呢：一則說，“用椒、姜、橘子筆之”；一則說，“以椒、姜、桂和烹而飲之”。
且看一個是三國時代的餅茶飲啜法，一個是唐代晚期的“蒙舍蠻”所用的無以名之的飲啜法，兩者相隔達五百余年之久，吃法竟是如出一轍的相似，這個茶史之謎，試問，該是難解還是不難解呢？
說到這里，我不由想起宋代有一位名叫李石的士人，在他所編撰的《續(xù)博物志》（卷七）中，許是參照了比之樊綽的《云南志》更為可靠的史料罷，于是他則斷然刪剔了樊綽所謂“散收無采造法”的字樣，并且代之以“采無時”這樣一個精當的措詞，堪稱筆力不凡也。只因西雙版納一帶，大抵屬于亞熱帶，部分則是屬于熱帶的氣候，故而常年可以采茶，無須象江南一帶那樣，講究什么明前茶，雨前茶這類。所以，“采無時”之說，則集中表達了西雙版納一帶采茶的特色。
此外樊綽筆下的“蒙舍蠻”之說，純乎是歧視和誣謗當地少數民族人民的貶稱，因而亦被李石刪去。李石筆下的文字則是這樣的：“茶，出銀生城界諸山，采無時，雜椒、鹽而飲之。”
前面說過，普洱餅茶的起源之謎，雖說在先秦前后、兩漢前后史籍上難以覓得破釋的現(xiàn)成答案，不過卻也不乏可資參考的某些側面線索，茲即引述于下。
側面線索之一：“據東晉常璩《華陽國志·巴志》記載：‘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魚鹽銅鐵、丹漆荼（茶）蜜……皆納貢之。’此中之‘巴蜀之師’，據史家考證，乃是今云貴川三省的八個小族國人組成，其中的濮人，就是今勐?？h布朗族的祖先。……；也就是說，在商周時代，勐海就產茶，史料及史詩中理應有更多的記載。“（引自雷平陽《普洱茶記》）我在這里尚要補充一點：常璩在《華陽國志》中除了著有《巴志》和《蜀志》之外，尚還撰著了《南中志》。這個“南中”，即相當于當今四川省大渡河以南和云南、貴州兩省。三國蜀漢以巴、蜀為根據地，南中在巴蜀之南，故以名之?！赌现兄尽贩Q：“平夷縣……有石兆津安樂水，山出荼（茶）蜜。”這恰好與《巴志》所述的納貢之茶，彼此對應起來。那么，既然南中“山出茶蜜”，兼之昔日巴蜀之師中又有聚居于勐海縣的布朗族之祖先，這么說來，其所納貢之茶，何嘗不就是云南之茶呢？而且這種貢茶，依我推斷，它很可能就正是云南普洱型茶呢。
至于像普洱餅茶這類緊壓茶的發(fā)生和形成，那當然是由其特有的自然條件、社會條件和歷史條件諸般因素所決定的。俗諺云，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而茶呢，其道理也一樣，即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茶也。
上古時代的云南及其茶樹原生地一帶，全然是一個處于封閉狀態(tài)的神秘王國。后來隨著茶葉貿易之路的開拓，他們與外界的交往，遂即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頻繁起來。鑒于他們的茶葉絕大部分都須行銷到遙遠的鄰國，諸如印度、南洋一帶去，行銷到西藏以及大西北一帶去，即使行銷到中原去，同樣也須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地遠途輾轉而不已。試想，云南境內茶葉的行銷，如何才能適應于上述這般的遠途運輸呢？唯一的良法就是生產緊壓茶。于是南中的茶子，率先制成型樣各異的緊壓茶，諸如普洱沱茶，普洱方茶，七子餅茶，團茶，磚茶，竹筒茶，則先后應運而生，遠銷四方，流譽海外。
而誰能斷然否認，這南中之茶，壓根兒就不是普洱緊壓茶呢？ 再說，普洱緊壓茶發(fā)源于西雙版納和思茅一帶的另一個必然因素，我想，那是跟自然條件即當地高溫高濕的氣候有著直接關系。西雙版納和思茅一帶，屬于南亞熱帶季風氣候區(qū)，少部分地區(qū)屬于中亞熱帶季風氣候區(qū)，個別地方則屬于熱帶季風氣候區(qū)。而一般綠茶，在如此氣候條件之下，即在溫度和濕度都相當高的情況下，很不容易貯藏，或則很快失卻其自然香味，或則易于發(fā)生霉變。
誠如前面所說的，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茶。勇敢而聰明的西雙版納人并思茅人的祖先，必是老早老早就發(fā)明了緊壓茶即后發(fā)酵的青茶之制法，這樣不僅便于行銷遠地，而且也便于日常貯藏。
普洱緊壓茶的這種優(yōu)異特色，很早就被南國一帶的茶商和茶人所發(fā)現(xiàn)，因而在廣州，在香港、在澳門一帶，甚至更遠的如在東南亞，在南洋一帶，云南普洱型茶（緊壓茶），竟皆歷久風靡而不衰，暢銷達于至少百年以上！
這里且以香港為例——香港回歸前夕，我曾先后兩度在那里小住，走訪了大大小小茶莊并茶樓和茶鋪。我發(fā)現(xiàn)香港茶肆最是賞鑒這樣一副茶聯(lián)，即：
普洱鐵觀音松濤烹雪醒詩夢； 龍井碧螺春竹院彌香蕩濁塵。
此聯(lián)中這些些名品之茶，彼此卻并非平起平坐的。在香港茶商和茶人的心目之中，首屈一指的則是云南普洱茶。無怪乎大小茶莊，則每每以云南所產的陳年七子餅茶，弦耀于市，招徠顧客。
據記載，香港在回歸前后，每年銷售的普洱緊壓茶，竟達五六千噸！從這個意義上說，香港簡直就是一座南國海上的普洱茶都！
香港那里的氣溫比內地高，濕度尤其大，因而一般綠茶在那里極易霉變。相比之下，作過后發(fā)酵處理的七子餅茶之類緊壓茶，便被香港茶商們所青睞。只因它即使稍稍受潮后，仍可及時予以晾干，或則烘焙。這就是它勝于一般綠茶的獨特優(yōu)異之處。
當然嘍，關于云南緊壓茶的起源之謎的破釋，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它跟我國上古茶史的探索和史前茶譜的發(fā)掘，彼此則有著直接間接的內在聯(lián)系。
事有湊巧，就在這篇拙稿執(zhí)筆之前沒有幾天，我曾就關于史前茶譜的反思一事，撰寫了題為《酸螞蚊、酸茶及其他》這篇短文。其中有兩三段話，倒也與破釋普洱茶的起源之謎不無關系，這里姑且引錄于下：
早在萬年迤遠的上古時代，生活在我國茶樹原生地一帶的中國原始人類，就在他們的日常生活和生產勞動中，隨著文化進化而自然形成了他們的茶俗茶風，包括史前茶譜的流布于世，諸如生嚼之茶，石烤之茶，竹烹之茶，生曬之茶，酸漬之茶，凡斯種種，不一而足。……這一切都是生活在我國茶樹原生地一帶的中國原始人類留給后世的不朽文化遺產。這證明著，締造我國原始茶葉文化并茶道文化的主體民族，當初則本是土生土長于我國茶樹王國境內，亦即繁衍生息于瀾滄江兩岸這一帶的那些土著部族，即那些兄弟少數民族，而并非其時居于中原地帶的民族，即后來的漢族.
然而，我國遠古茶史之研究，以及關于史前茶譜并史前茶俗之探索，歷來往往只是一味依據于《茶經》之類典籍。典籍上說是，則是；典籍上說非，則非；典籍上說有，則有；典籍上說無，則無。殊不知，這是一種迷誤！誠然，在中國茶學并中國茶史方面，陸羽《茶經》是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經典類著作。它對唐代以后中國茶葉文化并茶道文化的推進和發(fā)展，作出了非凡的歷史貢獻。不過，就跟在歷史上作過不同程度貢獻的歷史人物一樣，陸羽則亦不能不受到歷史的局限。譬如限于其時的歷史條件，陸羽當年就未曾親赴中國茶樹原生地一帶作過田野考察，因而在他的《茶經》中，只是泛指而言曰：“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至于我國的茶樹原生地，以及茶葉文化并茶道文化的原始發(fā)祥地，究在何處呢？陸羽《茶經》中則未置一詞。……再如《茶經》的“七之事”，共引述了40余條茶事細目，包括詠茶的神話、傳說、故事、軼聞……而在所有這類記述中，對于云南境內茶樹原生地一帶的上古茶俗茶風，上古神話傳說，以及史前茶譜之類，竟皆未曾說及只字。我這并非在苛求古人，非難古人，而只不過是就歷史的某種實情實況，作出一種直白之表述耳。
而且更有甚者的是，當今某些作者竟還把陸羽《茶經》視為中國茶道文化的濫觴之始，發(fā)端之源。殊不知，在我國茶道文化傳統(tǒng)之中，唐代茶道文化并非屬于原生文化的性質，而是屬于衍生文化的性質，就跟此前諸如六朝茶道文化，兩漢茶道文化，先秦茶道文化皆屬衍生性質一樣。而唯有中國原始茶葉文化并茶道文化即由我國茶樹發(fā)源地一帶那些土著民族原始先民們所締造的茶葉文明，諸如民間茶俗，詠茶神話，茶樹圖騰，史前茶譜，等等等等，凡斯種種，那才是屬于原生文化的性質。
誰是中國緊壓茶最早的發(fā)明者和締造者？當然，不是神仙，不是皇帝，不是茶壇上的任何圣賢之輩，也不是任何茶道大師之輩，而是土生土長在我國茶樹原生地一帶的那些胼手胝足，那些平平凡凡的原始選民！
(作者簡介：凱亞，男，1930年生，江蘇鹽城人，中國茶道文化學術叢書主編，吳覺農茶學思想研究會副會長，人民日報社人才服務中心客座研究員，已出版茶道文化專著100多萬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