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慶，茶樹種植和制茶歷史要追溯到唐宋時期。制茶工藝流程沿襲傳統(tǒng)方法。民間曾流行喝花茶，并出現茶客自制花茶現象。民國期間，其茶館數量曾一度超過以休閑聞名的成都。
巴渝花茶聞名遐邇
重慶種植茶樹和制茶的歷史悠久，唐、宋年間，茶葉、煙葉等經濟作物已在本埠普遍種植。宋熙寧十年(1077年)合川的水南茶就與峨眉的白芽茶、雅安的蒙頂茶齊名。
元代末期，明玉珍割據重慶，建立大夏政權。其兒子明升繼承帝位，用烘焙法熏制以大足縣香菲亭海棠花、武隆縣雪錦茶為輔料的花茶，聞名遐邇。明代人孔邇在《云蕉館紀談》中記載道：“（明）升在重慶，取涪江青嘛石為茶磨，令宮人以武隆雪錦茶碾之，焙以大足縣香菲亭海棠花，味倍于常。” 這就告訴我們，至少在元末，巴渝之地花茶已見流行。
花茶尚未商品化之前，嗜茶成癮的茶客往往自己動手薰制。如明代書畫家徐渭，撰文潑墨之余自制花茶。他的方法是，“取梅、蘭、桂、菊、茉莉、玫瑰、薔薇之屬，雜入茗中，盛錫瓶內，隔水煮之，一沸即起”。從明朝中葉起，巴渝地區(qū)的茶葉開始銷往長江中下游，并出口國外。
到了清代，重慶人喜用蘭惠、茉莉、玫瑰自己制作花茶。老前輩用生石灰一塊，研碎放在瓷壇底，上面鋪兩層竹紙，將采下的花朵攤在竹紙上，然后封口。石灰能將花中的水分吸干，易于存放且香味不減。喝茶時，將花與茶葉放在盞內一塊沖飲。
提到種植茶樹，《華陽國志》卷一《巴志》載：“其果實之珍者：樹有荔枝，蔓有辛蒟，園有芳蒻、香茗、給客橙、葵。”香茗即烘焙之茶。這是文獻關于人工種植茶樹的最早記載，足證焙茶之法始創(chuàng)于巴渝。早在巴國時期，茶葉已成為巴王征收的納貢之物。
重慶茶業(yè)迅猛發(fā)展
1940年，遷渝的中國茶葉公司壟斷了全國茶葉產銷，處于鼎盛期。內戰(zhàn)爆發(fā)至解放前夕，制茶業(yè)萎縮。解放后，國家投資興建了一批茶廠，茶葉生產和制茶業(yè)迅猛發(fā)展。
1951年，重慶茶廠建成投產，產品有紅茶、綠茶、花茶、沱茶、普洱茶、邊銷康磚茶等。1952年，在永川建成新勝茶場，主打產品精制紅碎茶，采用云南大葉茶和本地鮮葉為原料，茶湯紅艷，滋味鮮爽。精制綠茶色澤綠潤，香氣清高。精制邊茶磚端正完整，深受少數民族喜愛。
之后，江津外貿花生茶葉廠、巴縣二圣茶廠、綦江縣茶葉公司茶廠、巴縣羊鹿鄉(xiāng)紅茶廠、新發(fā)聯合茶廠、華鎣茶廠、西山茶場、九鍋菁茶場、巴岳茶場、青峰茶場等陸續(xù)建成，80年代年產量已達9000多噸，超過舊中國全國茶葉產量。榮昌是茶葉原料生產基地，居全市之首。
重慶直轄以來，萬州、涪陵、黔江地區(qū)的茶廠也如雨后春筍，遍地開花，形成了專業(yè)化、區(qū)域化、商品生產化。毛峰、銀芽、碧蘿春、珠蘭花茶等品種脫穎而出，爭春斗艷。但凡去區(qū)縣作客，主人家送的土特產，少不得有當地的茶葉。
本埠制茶業(yè)沿用傳統(tǒng)方法，其工藝流程大致為：鮮葉攤青、殺青、揉捻、干燥、烘培、篩選、復香、成品。緊壓茶采用“炊蒸壓簍法”制成，并不是傳說中的茶工用屁股坐在上面擠壓而成的。其程序是將毛茶分篩，挑揀、拼配后進行炊蒸，然后置茶簍中壓實，讓其自然發(fā)酵而成。有名的“峨嵋牌”沱茶，以及銷往邊遠地區(qū)的“民族團結牌”磚茶，就是緊壓茶系列。精制紅碎茶是重慶出口創(chuàng)匯的主要產品，屬于紅茶系列，至少要經過六道工序：選料、萎凋、揉切、發(fā)酵、干燥、精制。
茶館遍及茶香誘人
重慶制茶業(yè)的發(fā)達，離不開茶客的擁躉。
重慶人愛喝茶，民間流行的諺語道：“開門七件事，油鹽柴米醬醋茶。”把茶和油鹽柴米相提并論。重慶茶館遍布大街小巷，據1947年3月《新民報》統(tǒng)計多達2659家，平均每條街巷有8家茶館，一時超過了以休閑聞名的成都。
重慶老茶館賣的茶主要是花茶、沱茶兩大類，綠茶、紅茶是抗戰(zhàn)時因適應下江人口味而逐漸風行的。花茶被稱為“香片”，以成都茉莉花茶為主，珠蘭花、梔子花和玉蘭花茶等，則常備而未用或很少用。沱茶主要是云南下關、昭通一帶所產。重慶人偏愛沱茶，只因它茶性溫熱，盡可開懷暢飲也不至于受“起夜”之苦也。沱茶另一特點是經得泡，下午晚上還可以接著喝，湯色依舊釅然。至于價格昂貴的龍井、大紅袍、鐵觀音、薔薇等品種，只有極少數的大中型茶館才備有。春天本地茶葉上市，茶館要寫出“春茶上市”的紅字條，提醒老茶客惠顧。
本埠早年的老茶客，早上起來頭不梳臉不洗，便直奔茶館泡茶，喝過一兩開，才將就老虎灶的熱水洗臉，招呼門外的小販送燒餅、油條來當早餐。癮大的茶客，嫌店中茶葉份量少，自帶一撮來沖泡，于是大半碗都是茶葉，茶水只冒出拇指高。“文化大革命”物資匱乏，買茶葉也要憑票，每月的定量喝完了怎么辦？有辦法。那就是將泡過的茶葉積攢起來，晾干待用，缺貨時便拿它頂缸。善哉善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