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對外進行文化交流的通道分為三條。一條是北方的“絲綢之路”，一條為南方的“茶馬古道”，還有一條則是“海上之道”。
“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走向世界的一條官方商道,興于漢而盛于唐。一談起“絲綢古道”就讓人在腦海中浮現(xiàn)出一幅大漠駝隊、黃沙萬里的場景。漢唐時期我國的許多精美華貴的絲綢便由此道源源不斷地運至中亞與西亞各國。與茫茫沙海駝鈴叮當的絲綢之路一樣，“海上之道”是中國古代對外貿易的另一通道，很多學者甚至稱其為“海上陶瓷之路”。中國是瓷器的故鄉(xiāng)，早在漢唐時期，中國綺麗多彩的名貴瓷器，就已“行于九域，施及外洋”。
中國也是茶的故鄉(xiāng)，我國各族人民自古以來就有飲茶的習慣。
而在眾多民族里，藏族對茶的依賴可以用“嗜茶”來形容。藏族居住在高寒、缺氧、干燥的高海拔地帶，常年以牛羊肉為主，沒有蔬菜。惡劣的環(huán)境與不合理的膳食結構使當地人的身體健康受到了威脅。而茶葉中富含維生素、微量元素及單寧酸、茶堿等成份，具有清熱、解毒、潤燥、利尿等功能，可彌補其膳食結構的不足，正所謂"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熱，非茶不解"。因此，藏族對茶有必然的需求。就這樣以馬、古道為載體的馬幫商隊穿過崇山峻嶺，翻越雪域高原，不畏艱難重阻的把普洱茶帶到了西藏。同時也賦予了普洱茶獨特的文化內涵。
“茶馬古道”是世界上地勢最高的文明文化傳播的古道之一，也是古代中國對外交流的第三條通道，同絲綢之路、海上之道有著同樣的歷史價值和地位。
茶馬古道不僅是一條古道，一條商道，更是一條民族融合與經濟促進、文化交流的大通道。是連接漢地與藏地，云南與內地，中國與東南亞，中國與南亞的國際性大通道，是云南走向世界的大舞臺。
古代的茶馬古道共有7條，它們細分為：
1、滇藏茶馬道：普洱——景谷——鎮(zhèn)沅——景東——巍山——漾濞——麗江——中甸——德欽——拉薩——尼泊爾、印度
2、滇京茶馬道：易武——普洱——昆明——昭通——成都——西安——太原——北京
3、滇緬印茶馬古道：昆明——楚雄——大理——保山——瑞麗——緬甸——印度——阿拉伯國家
4、滇川藏茶馬道：成都——雅安——康定——昌都——拉薩
5、滇越茶馬古道：易武——老撾豐沙里——河內——海防——南洋、香港
6、滇東南亞茶馬古道：普洱——思茅——景洪——勐海——打洛——緬甸——印度——西藏
7、滇茶山古道：西雙版納——思茅——臨滄
茶馬古道孕育著豐富的民族文化，它是：
——文明文化傳播古道
——中外交流通道
——民族遷徙走廊
——宗教傳播大道
——民族和平之路
——旅游探險通道
云南是一個擁有26個民族的多民族省份。在茶馬古道沿途就居住有二十多個民族，由于地理上的巨大差異與居住區(qū)域的相對獨立，形成了各個民族獨具一格的民族文化與特性。而茶馬古道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只是經濟交往那么簡單。
古道跨越的地域廣闊。在這一旅途中，茶馬古道串起了各民族之間的歷史文化。同時，文化的碰撞、交流與融合也賦予了“茶馬古道”鮮明的文化特征。
第一、茶馬古道文化的血親性。云南與東南亞，山連著山，水連著水。從高黎貢山、云嶺山脈到瀾滄江，位置的分布都呈現(xiàn)出同一山水，“身處”兩境的現(xiàn)象。因而，在自然地理上形成了血親性，茶馬古道也成為聯(lián)結兩地的大動脈。
云南的傣族與居住在泰國的泰族、緬甸的撣族以及老撾的佬族也具有這一特征，屬于血親民族。在他們的文化生活中衣食住行都與佛教有關聯(lián)、語言基本一致，都出自梵文、潑水節(jié)是他們必過的重要節(jié)日、均有紋身的習俗。這些都是血親性在文化上的反映。至于他們的服飾、建筑與舞蹈方面就分別不同了。
第二、茶馬古道文化的多元性與融合性。
通過藏傳佛教在滇西北的傳播，進一步促進了納西族、白族和藏族的經濟及文化交流，增進了幾個民族之間的友誼。信徒香客們在兩個高原之間來來往往，文化交流互相滲透。有些走過茶馬古道的老人認為，麗江之所以有很多藏傳佛教的信徒，形成滇藏、川藏經濟文化的密切交往，跟轉經、朝圣的香客有關。
神圣和世俗有時候的確分不開。茶馬古道就是這么一條既浸透著濃厚的宗教色彩，又充溢著濃重商業(yè)氣息的道路。茶馬古道，同時也是轉經朝圣的道路。一些虔誠的藝術家們于過去漫長的時日中，在路邊的巖石上、瑪尼堆上繪制和雕刻了無數的佛陀、菩薩和許多高僧的形象，還有一些神靈的動物的形象，如魚、蛇、貓等等，當然也有一些神異的物的形象，如海螺、日月星辰等等。這些或粗糙或精美的造像為古道那漫長的旅途增添了一份神圣和莊嚴。今天，在茶馬古道上仍處處可見難以計數的瑪尼堆、轉經房和大小寺廟。
茶馬古道所經地域，可以說是世界宗教文化的一片神奇而罕見的天地。由于特定的地域環(huán)境及歷史沿革，更由于眾多民族生息于此，于是造就了這一帶宗教文化的多元性、民族性、地方性、擴散性和融合性的特點。世世代代生息在這片高原上的二十多個民族更是“各取所信”，同時又保留了本民族傳統(tǒng)文化中的原始宗教、民間信仰等等，加上各地各民族間密切的往來，茶馬古道上的宗教文化就如萬花筒般繽紛雜呈，氣象萬千。
第三、茶馬古道文化的特異性。
由于“茶馬古道”文化是流動著的，其跨越的地區(qū)非常多，與不同民族的交往構成了它文化的特殊性。如在小中甸、鄉(xiāng)城、鹽井都還留有納西村，這些村的風俗已接近藏族。拿小中甸村來說，村民平常都恪守藏族習俗，通用藏語交際。但現(xiàn)今老一輩的人還能說納西語。在我們調查過的一些藏族村寨，有“燒豬毛（剎豬后不燙毛）”、上門女婿另取“新名”的白族舊俗。鄉(xiāng)城、鹽井的藏族說他們開梯田、打渠引水、燒磚瓦的技術最初是從納西族那兒學來的。在鄉(xiāng)城，還能見到納西族的城堡遺址及現(xiàn)存的納西式房屋。“茶馬古道”上的一些藏族的喪葬就包括天葬、水葬、火葬、土葬等等，中甸縣、德欽縣等地的許多借詞多來自漢語云南方言，這就說明了“茶馬文化”特性——流動。
第四、茶馬古道文化的拓展性。
茶馬古道多盤延于崇山峻嶺之中，地理環(huán)境制約了大西南文化的發(fā)展，各民族在地理環(huán)境的制約中豐潤著自己的文化。由于茶馬古道的開拓使封閉的文化有了向外交流的機遇，使一些世居民族的文化有了對外交流的機會，外來文化也和世居民族文化產生了碰撞。“夜郎自大”“黔之驢”的故事，就是無知自大與閉塞心理的生動描述。
現(xiàn)在“茶馬古道”的名聲與影響力是有目共睹的。作為云南，借助茶馬古道把普洱茶文化以及自己的民族文化向外部拓展開并形成影響力，這就是茶馬古道文化的拓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