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膳夫記》記載：“茶，古不聞食之，近晉、宋以降，吳人采其葉煮，是為茗粥。至開元、天寶之際，稍有茶，至德、大歷逐多，建中以后盛矣。”可知，唐初飲茶之風，尚限于我國東南及西南等地區(qū)。自唐太宗貞觀十五年（641）文成公主下嫁吐蕃（今西藏）與贊普松贊干布結為“甥舅之好”時，文成公主帶去茶和茶籽，為藏區(qū)種茶飲茶之始。唐玄宗開元年間（713~741年），唐與吐蕃設有“馬市”，貞元末“回紇入朝，始驅茶馬互市”。早期的“茶馬互市”在西南地區(qū)是以四川與陜西兩省交易為主。云南與吐蕃直接進行茶葉交易，應始于（唐）南詔，到（宋）大理國時期，又有將茶葉供給四川再與西北地區(qū)進行茶馬貿易。
云南，位于中國西南邊陲，地處云貴高原、青藏高原及東南亞半島的結合部。“茶馬互市”興起之時，統(tǒng)治云南的（唐）南詔（738~902年）地方政權，正好處于唐王朝與吐蕃兩大勢力之間。據(jù)（唐）樊綽《蠻書》：“茶出銀生城界諸山，散收無采造法，蒙舍蠻椒姜桂合，烹而飲之”的記載。“銀生城”，為南詔時設“銀生節(jié)度”，郡址銀生即今景東，其所轄的范圍，包括今天的思茅及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一帶。“蒙舍蠻”在今巍山南部，即后來統(tǒng)一“六詔”，建立威震西南的南詔國王室蒙氏。“椒姜桂合，烹而飲之”，是今云南彝、白、傣、愛尼、拉祜、布朗、納西、傈僳、藏等眾多少數(shù)民族的飲茶習俗。唐初，吐蕃勢力已擴展到滇西北的洱海地區(qū)，唐王朝為遏制吐蕃勢力，一方面使用武力，于公元707年，唐中宗李顯派唐九征出征云南，毀吐蕃在洱海地區(qū)所控制的漾水、泌水二橋，并在洱海地邊立紀功的“唐標鐵柱”；另一方面，又支持“率種誠歸，累代如此”的蒙舍詔（在六詔之南，又稱“南詔”）詔主皮邏閣滅了其他“五詔”，統(tǒng)一了整個洱海地區(qū)，于唐開元二十六年（738年）定都太和城（今大理太和村西），建立南詔國。統(tǒng)一后的南詔，欲擴張自己的勢力范圍，則又與唐王朝發(fā)生矛盾，爆發(fā)了著名的“天寶之戰(zhàn)”。戰(zhàn)爭爆發(fā)后，南詔叛唐歸附吐蕃，吐蕃封南詔為“蒙國大詔”（意為兄弟之國），后降為“日東王”。后來南詔感到歸附吐蕃害多利少，又迫于人心歸唐的壓力，欲歸附唐王朝。唐德宗貞元九年（公元793年）唐與南詔舉行“蒼山會盟”。次年，唐王朝冊封南詔王異牟尋為“云南王”，南詔又與唐重歸于好。唐、南詔和吐蕃的爭戰(zhàn)與友好，均有利于茶文化的傳播。據(jù)《滴露浸露》記載：居住在青藏高原的藏、蒙、回等少數(shù)民族“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熱，非茶不解。”相傳，蓮花生大師為解除藏民無茶的痛苦，他像“神農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一樣，最終找到一種像茶的草，藏語稱作“爾吉德加”，意為“蓮花寶茶”，因茶有消食去膩、止渴解酒、提神益思的康樂作用，大受牧民歡迎，至宋代已是“夷人不可一日無茶以生”了。北方蒙、藏、回等民族，上至貴族，下至庶民飲茶成風。
中國在唐、宋時期，形成宋與遼、夏分庭對峙的局面，西南還有吐蕃與大理國割據(jù)。北宋的戰(zhàn)馬來源十分匱乏，而馬對于西北的“戰(zhàn)”與“和”、“勝”與“敗”，又是關系到國家安危的大事，所以宋朝統(tǒng)治者十分重視“馬政”。飲茶風氣盛行，茶葉又是西北民族不可少的飲品。宋初，除官方設立的“馬市”外，又有茶商“轉致于西北，以致散于夷狄，其利又特厚”的經(jīng)營活動。這為宋朝統(tǒng)治者提供了經(jīng)驗和啟示：只有壟斷西北茶利，以其所需茶葉換其所有的戰(zhàn)馬，以達到互通有無，方能保證宋朝所需的馬源，又能達到控制諸蕃的目的，于是“茶馬互市”制度便應運而生了。
宋代“易馬”主要在陜甘寧地區(qū)，換馬所需的茶也就近取于蜀（四川）。在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當時陜西買馬官薛向奏請朝廷在原、渭、德順軍三處買馬場，以鹽鈔買馬，賣馬蕃客執(zhí)鹽鈔可至秦州買馬司換取蜀茶。到宋熙寧四年（1071年），宋神宗又下令禁止茶商買馬，川茶全部實行官家專賣，茶利統(tǒng)統(tǒng)由茶馬司壟斷。此時，絹帛、金銀、錢幣、茶貨兼行的買馬制度，轉變?yōu)楣贍I的“茶馬互市”。據(jù)《宋史》記載：“都大提舉茶馬司掌榷之利，以佑邦用，凡市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據(jù)宋代史料記載：賣茶場，從熙寧七年（1074年）至元豐八年（1085年）的10年間就多達332個。<BR>云南與四川、廣西、西藏三省山水相連，云南是“茶的故鄉(xiāng)”，為確保四川茶葉之利，宋王朝又在滇、蜀、粵三省交界地州設立買馬場。（宋）陸游在《劍南詩稿》中有：“國家一從失西陲，年年買馬西南夷”的詩句，贊宋王朝與大理國“茶馬互市”的情況。大理馬又稱“越賧駒”，據(jù)李石《續(xù)博物志》卷四記載：“馬出越賧之西，若羔、細莎縻之，七步可御，日馳數(shù)百里”。宋熙寧六年（1073），“置馬市于蜀之黎雅州”，向大理國買馬。
從以上的史實可說明“茶馬古道”，始于唐初“馬市”，至宋初方有“茶馬互市”，對西蕃（甘、陜）而言，是朝廷以“茶”換“（戰(zhàn)）馬”，供軍隊使用；對云南而言，應是民間在云南與四川、廣西、西藏邊境的城鎮(zhèn)貿易，既“賣茶”，又“易馬”，既有官方交易，也有民間的貿易。
茶馬古道的形成與線路
“茶馬古道”，始于唐初的“馬市”，宋為“茶馬互市”。其范圍應包括我國南方各主要茶產(chǎn)區(qū)與西北畜牧區(qū)的“茶馬互市”。對云南而言，這里所談論的茶馬古道并非一開始就是馬幫運茶的路線，古道沿途的馬蹄印也并非都是運茶的馬蹄踏出來的。茶馬古道最先是借用西南古代對外交通線“蜀身毒道”的路段，諸如秦、漢直至元明時期的官道（驛站）作為貢茶道，民間的商貿之始并非僅是茶葉，而有鹽、鐵、絲綢等交易。（宋）周去非《嶺外代答》中“蠻馬之來，他貨亦至”的記載，就是最好的說明。據(jù)清《光緒普洱府志》：“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時”，（明）李時珍《本草綱目》中有“普洱茶出普洱”的記載。是因滇茶（緊壓茶）制作和銷售集中在普洱府（今普洱縣），“普洱茶”因地而得名，名馳海內外。茶馬古道成為馬幫運輸茶葉的專線，應是在云南茶業(yè)貿易興旺的明、清時期。滇茶主要產(chǎn)于瀾滄江流域，尤以思普區(qū)（今西雙版納）的“六大茶山”（攸樂、革登、倚邦、莽枝、蠻磚、曼撒）著名，“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數(shù)十萬人”。清順治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同意西藏達賴喇嘛請求，在北勝（今云南永勝）設立茶馬互市。規(guī)定每匹上馬換茶40斤，中馬換30斤，下馬換20斤。一年運往藏區(qū)的注冊銷量達3000擔。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10月，朝廷設思茅廳并準許征收茶捐，普洱府發(fā)出“茶引”3000引（擔）。一地有茶，一地需茶，“茶馬古道”不言而喻應是以普洱為中心，在云南原有民間商道或官方驛站的基礎上向南北的延伸與東西延展。茶馬古道貫穿云南全省，分別向西藏、昆明至四川、廣西到中原及東南亞的緬、泰、越諸國發(fā)展。普洱茶越陳越香的獨特韻味，就是在幾百年前人背馬馱穿越崇山峻嶺的運輸途中凸顯出來。“茶馬古道”的路線，可分為北道（貢茶道）、西道及南道，既有主、次，又有官道、商道之分，現(xiàn)分別論述如下：
1．北道，即“貢茶路”
北道，即由思茅至省城昆明。途經(jīng)那科里、普洱、磨黑、通關、墨江、陰遠、元江、青龍廠、化念、峨山、玉溪、晉寧到達昆明。云南貢茶，自清康熙元年（1662年）始，“飭云南督撫派員，支庫款，采買普洱茶5擔運送到京，供內廷飲用”。從此形成定例，按年進貢一次。到清嘉慶元年（1796年）改為10擔。其品種有普洱小茶、普洱女兒茶、普洱蕊茶、普洱茶膏等。（清）曹雪芹《紅樓夢》中“女兒茶”，為普洱貢茶中的一種，是裝在銀瓶中作貢。每年派官員支庫銀到思普區(qū)采辦就緒后，由督轅派公差押運。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道光皇帝賜給“車順號”主人例貢進士車順來“瑞貢天朝”的匾額，這是普洱茶的最高榮譽。據(jù)（清）阮?！镀斩栌洝吩疲?ldquo;普洱茶名重天下，味最釅。京師尤重之，于二月間采蕊，極細而謂之毛尖以作貢。”貢茶征購完備后，方許民間進行采購。貢茶運至昆明檢驗后由差員押運，在馱運馬幫的馬馱子上插有“奉旨納貢”杏黃旗，走滇黔線，經(jīng)平彝（富源）勝鏡關入貴州，經(jīng)湖南至京城（北京）。人們將此道稱為“皇家貢道”，也是商旅的通京大道。
云南與四川的古代交通，原有建昌路，即到昆明至富民→武定→馬鞍山→元謀→金沙江→姜驛→黎溪→鳳營山→會理→巴松→白水→德昌→祿馬→西昌→禮州→瀘沽→晃山→越西→黎州→滎經(jīng)→雅州→邛崍→新都→雙流→成都，再進入陜西或西蕃進行茶馬貿易。這條道所經(jīng)路段為元、明以來的驛站，路線由普洱→昆明→京城為貢茶道。茶運至昆明后，從滇東北走“蜀身毒道”的“石門道”（朱提道）、“僰道”入四川。據(jù)《滇程記》記載：經(jīng)嵩明→尋甸→東川8日程。向北行4日到昭通，向北經(jīng)大關至鹽津共6日程，再北經(jīng)筠連→高縣→慶符至敘府（宜賓）6日程，總計24日程，1665里到宜賓。從宜賓可乘船沿長江而下入湖北至杭州，轉“京杭大運河”到京城；或溯岷江而上經(jīng)嘉州（樂山）至彭縣到達成都；或至嘉州（樂山）走青衣江道，即溯青衣江而上至雅安→邛崍→成都后，再走川藏線入西藏或走川陜路到陜西進行茶馬貿易等的多條通道。
2．西道，即主道
西道，是茶馬古道的主線，是經(jīng)思茅→那科里→普洱→西薩→景谷→按板→恩樂→者后→景東→鼠街→南澗→彌度→紅巖→鳳儀站入下關（大理）；或從鼠街至蒙化（巍山）、大倉入下關（大理）。到大理后一路向西行，經(jīng)漾泌→太平鋪→曲硐（永平）→翻博南山至杉陽，過瀾滄江霽虹橋至水寨→板橋→保山→蒲驃→過怒江至壩灣，翻越高黎貢山→騰沖→和順→九保→南甸（梁河）→干崖（盈江）→隴川。據(jù)清乾隆《騰越州志·關隘志》記載：云南入緬甸有“八關”曰：銅壁、萬仞、神護、巨石、鐵壁、虎踞、天馬、漢龍等，各守一路要害，均有道路通緬的陸路與水路。從隴川西行10日至緬甸的勐密，再西行2日至寶井，沿伊洛瓦底江南上至緬甸古都曼德勒；再西行5日至擺古（勃國）；或入緬甸的八莫，再溯伊洛瓦底江而上，從恩梅開江、邁梅開江進入印度的阿薩姆邦，再進入不丹、尼泊爾入中國西藏的日喀則、拉薩等地。這是（唐）南詔時的“博南道”、“永昌道”，到騰沖再走“天竺道”出境，經(jīng)緬甸到印度；另一路向北上經(jīng)大理、喜洲、鄧川、牛街（洱源）、沙溪（寺登街）、甸南、劍川、北漢場、鐵橋城（麗江）；或下線從鄧川、北衙、松桂、鶴慶、辛屯、九和到麗江、鐵橋城、中甸（香格里拉），過金沙江到奔子欄，翻怒山丫口到德欽，入川后至芒康走川藏路，入西藏進行茶葉交易。
在西道的主線上，村鎮(zhèn)較為集中的地段，留下昔日民間“日中為市”的集市又稱“四方街”，諸如下關喜洲、寺登街（劍川）、麗江等。西線到大理后，則可經(jīng)漾泌、石門（云龍）至舊州，翻怒山至瓦窯、槽澗、瀘水、六庫、福貢、丙中洛、出石門關至西藏的察隅縣。這條路因是沿怒江峽谷行走，其海拔在1500~2500米之間,無高大雪山阻隔,可常年通行。到察隅后，可由西藏出境至緬甸，再到印度。亦可經(jīng)波密至拉薩、日喀則到尼泊爾、印度；另一條從四川的雅安，經(jīng)康定、理塘、巴塘，在芒康、合江、左貢、邦達、昌都、加玉、阿蘭多、墨竹、工卡到拉薩、日喀則到亞東出境到尼泊爾、印度。另外云南和四川經(jīng)西藏到印度的路段，還常常相互借道，如網(wǎng)狀一般。諸如從滇北中甸、德欽的道可入四川芒康，再經(jīng)“西蜀經(jīng)吐蕃同天竺道”，西北還有“唐蕃古道”等。大理沿蜀身毒道中的“博南道”至保山、騰沖，出境到緬甸八莫走“天竺道”，經(jīng)緬甸至印度。
3．南道，即南亞的通道南道，即對老撾、交趾（越南）、暹邏（泰國）、甘蒲（緬甸）東南亞諸國，也可出緬甸到印度、尼泊爾、不丹的國際“茶馬古道”。據(jù)（宋）楊佐《云南買馬記》中記載：“大云南驛前有《里堠題》，東至戍州，西至身毒國，東至交趾，東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悉著其道之詳。”文中記載的“交趾”，即越南，“身毒”，即“天竺”，今印度。說明西南滇、川、藏三省與東南亞諸國直到印度早在唐宋時已有交往。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大旅行家馬可·波羅，受元世祖忽必烈派遣由大都（北京）出發(fā)后到四川成都，走“清溪關道”入云南，經(jīng)哈刺章（大理）、永昌（保山）、金齒（德宏）出境至甘蒲王朝（緬甸）、交趾（越南），至八百媳婦國（西雙版納）返回云南。走“步頭道”（建水）至押赤（昆明），由“朱提道”經(jīng)“僰道”返回大都。明、清以來由于思普地區(qū)普洱茶興盛，這條道則成為茶葉貿易之路。據(jù)西雙版納相關的文史資料記載共有5條，即東出老撾、安南（越南）；南出緬甸、暹邏；西出緬甸、印度。即經(jīng)思茅4日至車里（景洪），南行8日至八百媳婦宣慰司（景邁），又西行至老撾，西南行15日至擺古，均可乘船從海路運送京城。出境經(jīng)景棟、仰光再溯伊洛瓦底江而上至印度，另普洱至勐臘，出境老撾直至越南。向南則由普洱、勐海至老撾或普洱經(jīng)元江、建水至蒙自、河口到越南。從滇南出思茅、車里至國外的“茶葉之路“或茶馬古道已形成，印度、緬甸、暹邏（泰國）、老撾、柬埔寨、越南等國的商人均往來西雙版納、思茅、普洱販運茶葉。這時滇南的元江、石屏、建水、開遠、蒙自等城市興起，成為茶馬古道上的重要城市和交通樞紐。經(jīng)“僰道”返回大都。明、清以來由于思普地區(qū)普洱茶興盛，這條道則成為茶葉貿易之路。據(jù)西雙版納相關的文史資料記載共有5條，即東出老撾、安南（越南）；南出緬甸、暹邏；西出緬甸、印度。即經(jīng)思茅4日至車里（景洪），南行8日至八百媳婦宣慰司（景邁），又西行至老撾，西南行15日至擺古，均可乘船從海路運送京城。出境經(jīng)景棟、仰光再溯伊洛瓦底江而上至印度，另普洱至勐臘，出境老撾直至越南。向南則由普洱、勐海至老撾或普洱經(jīng)元江、建水至蒙自、河口到越南。從滇南出思茅、車里至國外的“茶葉之路“或茶馬古道已形成，印度、緬甸、暹邏（泰國）、老撾、柬埔寨、越南等國的商人均往來西雙版納、思茅、普洱販運茶葉。這時滇南的元江、石屏、建水、開遠、蒙自等城市興起，成為茶馬古道上的重要城市和交通樞紐。建水、開遠、蒙自等城市興起，成為茶馬古道上的重要城市和交通樞紐。
茶馬古道開發(fā)價值
21世紀初葉，隨著現(xiàn)代交通更加發(fā)達，信息時代的到來，“最后的馬幫”在云南的貢山消失了，清脆悅耳的馬鈴聲變成了轟鳴的汽笛聲，人們飲茶又迎來新的時代，云南、四川的茶價飚升之際，人們難免會問，茶馬古道的價值何在呢？<BR>馬幫消失，古道上的遺跡也淡化了，然而茶馬古道仍凸顯出獨特的文化，有著重要的開發(fā)價值：<BR>其一，茶馬古道是中國西南古代的一條重要對外交通線，有著厚重的文化積淀。茶馬古道沿線留下眾多的文物古跡，而且沿途風光秀美，民俗多姿多彩，有著重要旅游價值，可開辟為新的旅游線路。如今云南省茶馬古道研究會會同云南省文化、交通、旅游部門正進行精心策劃。在茶馬古道沿線的重要城鎮(zhèn)立茶馬古道標志碑，使茶馬古道像金線吊葫蘆似的，把沿途的一粒粒珍珠串起來。諸如“普洱茶鄉(xiāng)第一鎮(zhèn)”易武、“孔雀之鄉(xiāng)”景洪、“普洱茶城”普洱市、“佛跡之鄉(xiāng)”景谷、“紅茶之鄉(xiāng)”鳳慶、“銀生城”景東、“南詔故都”巍山、“沱茶故鄉(xiāng)”大理、“迤西商幫”喜洲、“白族商城”鶴慶、“茶馬驛站”寺登街、“世界名城”麗江、“茶馬古鎮(zhèn)”束河、“香格里拉”中甸等等，這樣做既能提高各地城市的知名度，又能促進茶馬古道沿線的文化保護。使茶馬古道與香格里拉旅游線交相輝映，讓人們更好地領略大西南的美妙神奇。
其二、如今茶為國飲，茶價飚升，給西南茶業(yè)帶來新的契機。我們可遵循“政府主導、企業(yè)參與、市場運作”發(fā)展文化產(chǎn)業(yè)的運作原則，文商結合，在茶中注入文化，大力打造茶文化品牌，促使各地茶產(chǎn)業(yè)從賣茶資源到賣茶文化，再到賣品牌的轉化，使茶的資源優(yōu)勢（含文化優(yōu)勢）轉化為經(jīng)濟優(yōu)勢。茶是綠色食品，茶葉種植是扶貧工程，茶產(chǎn)業(yè)是文化產(chǎn)業(yè)、朝陽產(chǎn)業(yè)，能讓茶農笑了、茶商笑了、政府也笑了，飲茶的人健康了，社會和諧了。
其三、“中國茶圣”陸羽在《茶經(jīng)》中開宗明義地說：“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云南、四川有豐富的茶資源，亟待進一步的發(fā)掘，過去由于“茶”與“史”分裂，在一定程度上懂茶的人不懂史，研究史的人不研究茶，今后要發(fā)揮云南、四川茶的優(yōu)勢，則要使“茶”與“史”有機結合起來，從縱向到橫向開展多學科開發(fā)性研究，促進茶文化的發(fā)展，使茶葉成為最佳的綠色飲品，“普洱茶成為可喝的古董，可收藏的文物”。同時，也要編撰出版有關茶馬古道與茶文化的專著（含音像作品就），使之成為茶文化產(chǎn)業(yè)的重要部分，促進大西南茶業(yè)的騰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