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過去的文獻記載，還是當(dāng)代的宜興紫砂業(yè)師傅們，都把供春當(dāng)做紫砂壺的鼻祖來尊崇。當(dāng)然，按文獻記載，供春的技藝來自「金沙寺僧」。但那位長者一則未留下名姓，二者并未在當(dāng)時或其后形成氣候，終是由于供春技藝有加，再加上其主人吳頤山的原因，使其成為紫砂壺歷史上的第一位名家，坐定了「開山老祖」的位子。也正因為如此供春壺特別珍貴，從明代后期以來的幾百年里，一直是人們追求的奇珍異寶。從目前已發(fā)表的所有資料來看，供春壺沒有出土過，只有少量的傳世品，被珍藏在有關(guān)博物館、紀念館或私人手中。其中最為人們看好也最著名的有兩把︰一把為《樹癭壺》，藏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另一把為《六瓣圓囊壺》，藏香港茶具文物館。下面主要擬就這兩把壺的真?zhèn)螁栴}，對供春壺做一點探討。
樹癭壺應(yīng)為黃玉麟作品
1.《樹癭壺》：壺身做松樹癭瘤狀。壺把做樹枝分叉狀。把下有篆書款「供春」二字。壺蓋做成番瓜蒂狀，蓋內(nèi)有楷書「玉麟」印款，壺體泥質(zhì)較細膩。這把壺是宜興鄉(xiāng)賢儲南強先生于1928年在蘇州地攤上購買的。他經(jīng)多方調(diào)查考證，了解到此壺曾收藏于清末大藏收家吳大澄家。他認為此壺是供春壺真品，蓋是清末制壺名家黃玉麟后配的。畫家黃賓虹見此壺后，認為黃玉麟后配蓋是「張冠李戴」，就請民國時制壺名家裴石民先生重配樹癭形蓋，并為之題記。儲先生是地方紳士，文化造詣較高，獲此壺后十分珍視，擬在宜興建「春歸樓」專藏此壺，后因抗日戰(zhàn)爭開始而未能如愿。解放后，儲先生將此壺捐獻給國家。由蘇南文管會（在蘇州）接收。后轉(zhuǎn)到南京博物院，再轉(zhuǎn)送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
對于此壺是否為供春壺真器，過去專家們是深信不疑的。近年來一些人提出疑問，我以為疑得有道理。首先是做為開山鼻祖的供春，其當(dāng)年制壺時工藝并不成熟，這些在上期文中已有所述，而這把壺的制作技術(shù)已十分純熟，從技術(shù)上看，真正的供春壺是無法達此高度的。其次是泥料的細膩程度，也是供春時期所無法達到的。再次，其款識也不對，在整個明代，紫砂壺落款者是用竹刀或鋼刀刻楷書款，在把梢上落篆書印款是不可能的。還有一點應(yīng)該強調(diào)的是，供春時期制壺是不用匣缽燒造的，壺與缸壇同窯，壺身肯定會有飛釉淚痕。而該把《樹癭壺》全身干干凈凈，是裝在匣缽中專窯燒成的。
綜合看起來，這把壺不可能是供春真品，我認為，這只能是黃玉麟的作品。其連仿供春壺都談不上，只是根據(jù)過去有關(guān)供春壺形的傳說，黃玉麟發(fā)揮想象力自己創(chuàng)作出來的。黃玉麟是清末制壺高手，吳大澄曾專請他到家里做壺達八個月之久，這是人所共知的史實。故這把壺曾收藏于吳大澄家是極為順理成章的事。儲南強先生不是文物鑒定家，其以一腔熱愛家鄉(xiāng)的情懷買了這把假供春壺收藏起來，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加上過去文博界對紫砂壺鑒定力量的薄弱，使這把「假虎丘」連升三級，直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的殿堂?，F(xiàn)在應(yīng)該是還其真面目的時候了，但黃玉麟畢竟是紫砂大家，其作品還是有很高收藏價值的。
六瓣圓囊壺應(yīng)為民初仿品
2.《六瓣圓囊壺》：壺身略呈半球形，豎向六出筋略呈蓮瓣形。該壺泥料稍粗，有輕度「梨皮」效果。制壺技術(shù)嫻熟，應(yīng)是打身筒后外表加模具擋成，再用工具修過。壺底刻隸書味很濃的楷書款「大明正德八年供春」字樣。這把壺是香港著名茶具收藏家羅桂祥博士于五○年代初期在香港收購的。羅先生一生喜愛收藏和研究紫砂器，在八○年代，他將其收藏的數(shù)百件藏品捐獻給香港市政局，建立起香港茶具文物館?，F(xiàn)在該館藏品已逾千件，而此件供春壺被當(dāng)做該館的「王牌」藏品，其名聲極大。在大陸和海外的多本權(quán)威性紫砂圖錄或書籍中都予收錄介紹過，且給予名列前茅的顯要位置，有的書籍甚至于將其刊載于封面。
但我認為這把壺的真實性也是大可懷疑的，其理由大致如對《樹癭壺》的評判。首先是制壺技術(shù)過于純熟。其刻款記載該壺制作于「大明正德八年」。按文獻記載︰供春的主人吳頤山是正德九年中的進士。正是吳氏為考進士在金沙寺讀書，才使家僮供春有機會向金沙寺僧學(xué)做紫砂壺。因此即使是吳頤山真的在正德八年讀書于金沙寺的話，這一年供春也僅僅是一個向老僧初學(xué)制壺的孩子，怎么可能有如此高超的壺藝？更不可能有如此嫻熟老到的刻款。要知道比供春晚了大半個世紀的「超一流」紫砂大家時大彬，其早年還是請人書寫刻款，到了晚期，才做到運筆如刀、自己刻款的。再將這把壺與嘉靖十二年吳經(jīng)墓隨葬的提梁壺及萬歷四十年盧維楨墓隨葬的時大彬鼎足蓋圓壺比較，我們會發(fā)現(xiàn)其工藝竟比后二者還先進。時大彬鼎足蓋圓壺有時大彬自已刻的款，并且該壺在出土的時大彬壺中，是上佳之品，應(yīng)是時大彬的成熟期作品。從正德八年（1513年）到萬歷四十年（1612年），時間上相隔整整一個世紀。即使考慮減去下葬前的購壺時間，也差不多晚了七、八十年。那么，一個七、八十年前剛剛起步的孩子的作品，其技藝竟比一個七、八十年后的特大名家的成熟期作品還要成熟，這不是天方夜譚的事情嗎？
實際上，由于供春的名氣大，從明代晚期直到今天，四百年來一直有人仿冒他的作品，且應(yīng)該是以仿冒為主。這把壺為仿冒品應(yīng)該是無疑的了。問題是︰它仿冒于何時呢？由于看不到原物，根據(jù)各個圖錄發(fā)表的照片來看，我個人認為大致有兩種可能。一是根據(jù)刻款的字體來看，其很像清代康熙年間瓷器仿冒明代作品時的落款字體。因此有可能是清代早期人所為。另一個可能是在本世紀三○年代的民國初期，古玩市場火爆。當(dāng)時的宜興紫砂高手蔣燕亭等人在上海仿冒了一大批古代名人壺。我們見到的這類假貨，從明代的時鵬（時大彬之父）、時大彬、李仲芳、陳仲美、陳用卿、徐友泉、惠孟臣，到清代的陳鳴遠、王南林、陳曼生，幾乎歷史上所有的紫砂名家都被作偽了。做為開山鼻祖鼎鼎大名的供春被仿冒，自然也是不足為奇的。我認為這把壺是此時生產(chǎn)的可能性最大。
真正供春壺的特征
當(dāng)這兩把「王牌」壺被否定后，也許有人會問︰你是不是在搞歷史虛無主義，認為供春也不存在呢？回答是︰否。我認為︰根據(jù)大量的文獻記載看，歷史上紫砂名家供春應(yīng)是實有其人的。因此，供春壺也應(yīng)該是有的，那么供春壺應(yīng)該是什么樣子的呢？從考古材料和文獻記載推斷，我覺得主要應(yīng)有這么幾個特征︰一是它具有很大的原始性。打身筒、鑲身筒和模具擋坯的技術(shù)此時都不可能出現(xiàn)，因此供春壺不可能具有上述技術(shù)特征。其主要是手工捏制，然后用簡單的工具修整，甚至壺身上可見到指痕。二是胎土很粗糙，顆粒不會細于60目。同時由于明火燒造，與缸甕同窯，燒成的器色不夠勻正，身上應(yīng)飛濺有缸甕釉淚。三是應(yīng)該無款識。因此，即使是真的供春壺逃過歷史劫難留傳至今，我們可能也非常難于將其鑒別出來了。要解決這個問題，做為考古工作者，我們應(yīng)特別注意明代中后期墓葬的出土材料。特別是正德、嘉靖年間的墓葬材料，盼望有一天能像出土?xí)r大彬壺一樣出土一、二把供春壺。有了標準器，問題就容易解決了。
